20世纪50年代，陈服官（前二排右二）所在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部分班级同学合影

1955年夏，陈服官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离校前，他分别向李汝祺、崔芝兰两位先生告别。李汝祺先生仅说：“出校后，你不论人前人后都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人。如果出了事，你别说你是我学生。”崔芝兰先生则要求：“毕业后要好好教书，科学研究方面要在功能形态学方面下功夫，不要给北大丢脸。”晚年回顾求学与从教生涯，陈服官始终感念师恩，认为李先生“人前人后一个样”的要求更高，自己也一直未敢给北大丢人。

陈服官，1930年8月生于云南石屏县。大一时，他就读于清华协和医预班，1952年大二时因“三泉汇流燕园”而转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起初的一年，他因专业变动而产生思想波动。后来，在陈守良老师的帮助下逐渐安心学业，并由此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大学任教。

1987年，西北大学动物学专业实习，陈服官（中）、姚聪莉（右）等在陕西汉中留坝张良庙（齐晓光 提供）

在西北大学任教期间，陈服官讲授过《动物学》《脊椎动物学》《动物生态学》《脊椎动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方法和原理》《动物地理学》《中草药制剂学》等课程。科研方面，主要从事脊椎动物分类区系及生态学研究。参与编写《中国经济动物志·鸟类》《秦岭鸟类志》《秦巴珍稀动物图志》，主编出版了《金丝猴研究进展》《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九卷（太平鸟科—岩鹨科）》等著作。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服官参与了早期的朱鹮野外调查工作。后来，他又带队在关中、商洛地区13个县开展朱鹮数量摸底和复查，并完成了《关中、商洛地区朱鹮调查报告》。

1974年，陈服官在人迹罕至的周至老县城附近，发现大量大熊猫活动的痕迹，进而确定老县城为大熊猫的集中分布区，这也为日后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基础。1984年，鉴于国宝大熊猫的困境，陈服官等二十多位参加中国动物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年会的动物学工作者呼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大熊猫”。

20世纪70年代，陈服官（左一）、贺万海（中）在秦岭野外考察

陈服官是秦岭金丝猴研究的早期开创者之一。1958年，他随同西北大学生物系在秦岭开展兽类调查，并亲笔记录了发现的金丝猴；1980年前后，开始在西北大学申请去秦岭的周至地区调查金丝猴；1983年，在《兽类学报》发表金丝猴群体行为与生态习性观察论文；在西北大学期间，他发表了40多篇研究论文。8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呼吁保护秦岭金丝猴，随后参与推动建立了以保护金丝猴、大熊猫为主的周至自然保护区。

1980年，陕西省革委会给陈服官的信件内容

除此之外，陈服官教授在校任教期间，还培养了许多的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和管理骨干人才，有一些学生后来已成为各研究领域的翘楚，如秦岭羚牛和林麝研究专家吴家炎（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原所长）、金丝猴研究知名专家李保国（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朱鹮保护专家路宝忠、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雷颖虎、西安市野生鸟类保护协会会长金学林……同时，他还接受陕西省林业厅的委托，在西北大学专门为省内各市县动物保护部门选派的干部开设培训班，并经常去秦岭的保护区进行业务培训，指导保护区工作人员开展动物研究和保护区管理。

由于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陈服官教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他接到老同学陈秀兰来信，请他为同学录写点东西。他在回忆中写道：“想想同学之间的往事，心潮澎湃不能停息。而老师教导，永记心头，有些事当时不明白或不太明白，甚至埋怨，但事后才明白，而终身受益。”这位从清华协和医预班起步、在北大完成学业、扎根西北大学、毕生致力于秦巴山区脊椎动物研究的学者，用朴实又传奇的一生践行了李汝祺先生“人前人后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人”的嘱托。作为秦岭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开拓者与生态保护事业的先行者，陈服官教授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动物学史上。

孙亚东，写于2026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